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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如要征房产税不该放任地方炒地价

2019年02月07日 栏目:租房知识

中国如要征房产税 不该放任地方炒地价最近一个多世纪以来,在中国为数众多的近邻里,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日本这样,和中国关系跌宕起伏、却

中国如要征房产税 不该放任地方炒地价

最近一个多世纪以来,在中国为数众多的近邻里,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日本这样,和中国关系跌宕起伏、却又相映相照紧密纠结在一起。

即便不谈不太久远的过去,只是最近这10来年,在诸多节点——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剧增之时、中国地产价格一次次飞涨之时,日本之于中国,总是一个隐隐约约的存在:无论中国对日情感状态如何,理性上却总将日本作为中国发展的镜鉴。

其中,尤为关键的是一个持续至今的隐忧:中国能否避免步日本后尘,饱尝地产泡沫破灭的苦果?在2006年、2013年、2016年,这一忧虑不时在公共舆论发酵,并赢得广泛共鸣。

那么,作为经济发展“东亚模式”的开创者,经历了从经济追赶到泡沫破灭完整过程的日本,究竟有哪些经验教训?中国如此重视借鉴日本的经验教训,又何以隐忧久久难去?

受致力于推动中日交流合作的非盈利机构日本笹川和平财团的邀请,笔者日前赴日采访、参观一周,期间得以与独立经济学者津上俊哉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交流。

津上俊哉曾长期在日本经济产业省工作,1996至2000年出任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经济参赞,因而对中日两国经济有着深入的观察和研究。

在采访中,津上俊哉频繁强调,希望中国不要犯日本在发展中曾经犯过的错误,但在他看来,中国虽然非常重视吸取借鉴日本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,但实际上吸取的教训很多恰恰是错的。

中国与其重视产业政策,不如改善经济环境

:关于日本经济,中国媒体过去通常的说法是“失去的十年”,但也有讲,1990年代泡沫破灭后,虽然日本经济增长并不明显,但通过海外投资而再造了一个“海外日本”,那么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?

津上俊哉:日本企业在海外比较活跃,以前被看作是日本产业的流失;现在认为,是请这些企业到海外给日本打工、赚钱回来。日本企业可以在海外设一个公司生产产品、销售,然后把利润拿回来,而未必需要在日本国内生产产品再出口——这不失为一个办法,特别是在劳动力人口快速下降的情况下;否则,在日本勉强维持制造业、利润很低,也未必是个好的办法。让“看不见的手”发挥作用,日本企业适应目前经济环境、选择的结果就是这样。

:在日本经济起飞过程中,通商产业省(后改为经济产业省)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,你曾在经产省工作过,对于今年中国经济学界讨论热烈的产业政策问题,你怎么看?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结束之后,产业政策退出了吗?在由追赶型经济向创新型经济转变的过程中,政府扮演了怎样的角色?

津上俊哉:在经济发展非常幼稚的阶段,是可以有产业政策的,因为课题很简单。比如:需要电力、钢铁、煤炭,这时把贷款等经济资源向煤炭、钢铁等特别需要的产业倾斜,有一定的道理。这个阶段,产业政策还是有效的。不过,这样的发展幼稚期经常时间很短,接下来,就是“看不见的手”来发挥作用;我并不相信政府官员能看准下一个爆发的产业会是哪一个——官僚没有这个能力。

我在经产省的时候,负责过几个行业,但很有意思的是,经产省特别努力发展的几个产业,结果都是失败的。尤其是石油和飞机制造这两个产业,是经产省特意培育的,但都失败了。为什么会这样?

就石油产业而言,因为当时是以美国为主的——当然,也有些欧洲的——行业巨头垄断,这个垄断的力量很难抗拒。所以,产业政策的力度不够——这和日本某种程度上不是完全独立的国家、有时候需要看美国的脸色有关。特别有战略性的石油行业,不能如电机这样一般的产业相提并论。

就飞机制造业而言,可以看空客的例子。空客由欧洲4个国家合作,现在相当成熟了;但刚开始的10几年,空客的赤字是百亿美金级别的。因为民用飞机,像波音、空客,开发一个机型

中国如要征房产税不该放任地方炒地价

,比如波音777,订单在500架以前,基本是赤字;超过500架之后,到六七百架,才开始盈利,之前是非常非常大的投入,日本当时负担不起这个投入。并且,也没有必要为了特定的一个行业投入这么大一笔钱——还有电子、汽车等很多产业需要发展,怎么可以都倾斜在飞机,这就不能说服国内舆论,所以产业政策的力度也不够。还有一个问题是,日本有几家航空生产企业,想让他们形成空客那样的一家企业,很难,大家都考虑自己的利益,不考虑整体合作的、国家的利益。

所以,我对产业政策的看法比较悲观,特别是技术发展的趋势性的方向是什么,只能是“看不见的手”来决定。

:日本当时培育石油、航空产业没有成功,现在中国这样做,是否有可能成功,毕竟国内市场够大?

津上俊哉:以国内市场为主,中国可以做;如果需要海外资源,像其他国际能源巨头那样有很多海外销售,说心底话,中国是不会成功的。因为,海外市场,需要公信力,而国外基本是把中国的石油公司看作是政府的。

:既然产业政策在经济发展告别幼稚期后起不了作用,那政府还能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什么作用?

津上俊哉:那就是改善经济环境:尽可能的降低税负、改善法治环境。对企业而言,很重要的是可预测性,所以如何提高可预测性,是政府需要扮演的角色,需要做很多。但发展哪一个行业,官僚不能出面。

现在中国每制定一个引导性的产业政策,比如风电、太阳能发电,结果全都是产能过剩。所以,在很幼稚的经济发展阶段,产业政策可以做,而中国早已“毕业”了。